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先秦考古也得到了空前的收获，中华大地上古代文物不断地被发掘
出来，丰富的古文化遗存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土的大量先秦前遗物内，古代乐器占了
一定的比例。作为音乐考古的一部分，古乐器遗存还起了对原有历史文献上由于记载不详、并无实物左证，而
引起众多争议的悬案，提供了实物依据，解决了许多问题，也了解了许多前所未知的事情。新石器时代河南舞
阳贾湖骨笛，上刻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所发出的音响就证实了在数千年前先民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
乐音结构，传送了远古时期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历史信息。今人音乐史上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也了
解古人存在高级思维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由于出土了有考证年代的古代乐器，从结构和音列上窥见了古代乐器
的面貌。由此推理出古代的音乐理论，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依据考证。

    战国初期楚王孙诰编钟和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六十五件整套编钟和
大量其它古乐器，刻有铭文，显示出当年的乐律构成。至少能将以前对我们
古代仅有五声的说法有所改变。了解在春秋之前即有十二音律。为此，还提
供了“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等方法产生“律”的自然过程，所以，古代
乐器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能够在此领域中向纵深深入，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
许多消息。

    古代音乐文物遗存的出土，还可以提供音乐
考古学中缺少曲谱的信息，古代乐器的发音构造，
能显示当年应用的调性。有调必有音，有音就能
构成旋律，古代曲谱很少传世，但出土的古乐器
就显示当时的音阶组织。如出土众多的各种不同
弦数的古瑟，各地域大小长短不同，所反映的音
高调性也有所不同。

    在墓葬中出现的各类乐器组合，可以看出
当年该地区演奏所用乐器的组合情况，湖北江
陵地区的墓葬发掘时，大多数墓内就合葬了虎
座凤鸟悬鼓，二十五弦(或二十三弦等)古瑟。
以及古笙这三件古乐器往往在一个墓葬出土，
充分说明当时当地的演奏组合。

    从古乐器结构来探索今天民族乐器的源流，也是非常有意义，如湖北
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笙，通过发掘的实物，能够推算出古笙的音位排列，在
顺此线索，和后世笙的音位排列对照，就可以了解当年古笙的音位排列的
科学性。几千年来笙的音位排列仍按照当时的安排，没有大的改动。
    我们现在对古代乐器的复原研究和复、仿制造的研究其价值和意义是
很大色。属于音乐考古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出土古乐器的复仿制，在操作
过程中跟详细的弄清了“来龙去脉”。

    古代乐器的内容构造，在复仿制过程中必然要把它分解模拟，
研究它的规律，结构的形成。擂鼓墩二号墓的36件编钟，形体全
是甬钟，无纽钟、镈钟。楚王孙诰编钟也同样，在测音时，从内
壁存在现象看，就发现这套钟全部是未经过调音工序，保持了浇
铸刚完的原样。当时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不是可以演奏的编钟。其
高音区的几个较小的钟，内壁厚度也是其它所有变中所少见的。
最高音的几个钟中隧部突出，中间空间狭窄，连手掌也插不进去，
壁厚达2.4~2.6厘米，铣间13.5 厘米。 

    这是一种形式，而另一种河南新郑歌钟出土了二百多件。内壁
非常薄，仅0.6厘米。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促使我们在复制中必
然会研究其音色、音响的效果。我们将其全部测音复原。同样，在
湖南宁乡我国最大的一件铙王--象纹大铙，以及师古寨出土的三组
十件中铙，我们会同长沙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起将原件测音，然后按
原件形制进行复制，从中得到不少启示。音乐文物的出土，为我们
提供了多学科研究的机会。从律学、乐学等大题目固然可以深入探
求，在近十余年中将古乐器复原和仿制也是一个分支工作。但仅这
一很小的工作。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内容。杨荫浏、李纯一、黄翔
鹏等诸前辈所提供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在复、仿制的研究中，得到
极大的理论支持。近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教授所
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已经出版了九集，综合收集了十多个省
市的古代乐器和其它音乐文物。这部工程浩瀚的数据，造福了后来
的研究者。还有几个省市正在继续编辑之中，期待不久就可见面。
音乐文物的出土和汇集研究，复仿制古乐器的成功，也为现在探索
古乐演奏创造无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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